《吴子》又名《吴子兵法》，是战国初期着名的法家与军事家吴起传世的兵法着作，早在战国时期就和《孙子兵法》齐名，在先秦诸兵书特别是《孙子兵法》的基础上有不少新的发展，其中提出的战略、战术、治军思想，对后世影响很大，宋朝时更为武举试者必读之书。本书原文依据《百子全书》本，详为校勘注译，各篇均重新标点分段，有助读者阅读理解。书后并蒐集有与吴起及《吴子》相关的资料辑要，读者可以藉此对今本《吴子》的思想与作者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。

导读
　　《吴子》相传为战国时吴起所着。《韩非子‧五蠹》篇曰：「境内皆言兵，藏孙、吴之书者家有之。」《史记‧孙子吴起列传》：「世俗所称师旅，皆道《孙子》十三篇，《吴起兵法》，世多有。」可见《吴子》一书自古即与《孙武兵法》齐名，早在战国末就已流行民间。《汉书‧艺文志》记载《吴子》共有四十八篇，《隋书‧经籍志》记为一卷，宋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则记为三卷。现存《吴子》只有六篇，即〈图国〉、〈料敌〉、〈治兵〉、〈论将〉、〈应变〉、〈励士〉。可见《吴子》在流传过程中大部分亡佚了。
　　《吴子》一书的作者是谁，歷来是个有争议的问题。有人认为作者是吴起；有人认为是吴起的门人或幕僚笔录而成；有人认为是战国时人掇拾成编的；清代以来有人认为是后人伪托或杂抄而成的。要完全弄清这个问题绝非易事，这里仅谈几点看法。
　　第一，《吴子》的作者当是吴起。吴起（？～前三八一年），卫国人，是战国时期着名的军事家。初任鲁将，大破齐军。继任魏将，「击秦，拔五城」，战功卓着，被魏文侯任命为西河守，吴起在西河二十三年，整军备武，使魏国成为当时一个强大的诸侯国。魏文侯死后，吴起受到旧贵族的排挤离间，被迫来到楚国，楚悼王重用吴起为令尹，吴起「明法审令，捐不急之官，废公族疏远者，以抚养战 之士。」「于是南平百越；北并陈蔡，却三晋；西伐秦。」使楚国又成为诸侯国中的强者。西元前三八一年，楚悼王死，「宗室大臣作乱而攻吴起」，吴起被乱箭射杀。《史记》中有〈孙子吴起列传〉。今本《吴子》中有些内容，与《史记》中的一些记载相吻合。如吴子曾在他的老师曾子（据郭沫若考证，曾子指曾申而不是曾参，见《青铜时代‧述吴起》）门下受业，因而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，《吴子》一书在论述治军时，常涉及「仁」、「义」、「礼」、「教」等儒家学说。《史记》中记载吴起在魏、楚等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，「明法审令」、「废公族疏远者」等，这与《吴子》主张「以治为胜」、「进有重赏，退有重刑。行之以信」（见〈治兵〉）的观点相一致。《史记》中记载吴起曾与魏武侯有过一则对话：「武侯浮西河而下，中流，顾而谓吴起曰：『美哉乎山河之固，此魏国之宝也！』起对曰：『在德不在险。……若君不修德，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。』」这与《吴子‧图国》篇中所论及的道、义、礼、仁「此四德者，修之则兴，废之则衰」的思想是相通的。《史记》记载：「起之为将，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。卧不设席，行不骑乘，亲裹赢粮，与士卒分劳苦。」《吴子‧治兵》篇曰：「与之安危，其众可合而不可离，可用而不可疲，……名曰父子之兵。」这种爱兵、施恩于士卒的思想在两书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。因而可以说《吴子》是吴起在继承前人兵法的基础上，对以往战争和他自己战争实践的经验总结，现存六篇，从其记载的内容看，当是吴起在魏时所着。
　　第二，今本《吴子》六篇很可能已不是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中所着录的《吴起兵法》的原貌，把它看作为《吴起兵法》的部分内容是可以的。首先，《吴子》流传甚广，歷代人都研读这部书，并不断进行加工整理，因而语言较为浅显易懂；其次，《吴子》中有些内容是他人或后人加上去的。比如〈图国〉篇记述吴起「与诸侯大战七十六，全胜六十四，余则钧解。闢土四面，拓地千里，皆起之功也。」〈励士〉篇记述吴起作战的经过：「先战一日，吴起令三军曰……故战之日，其令不烦，而威震天下。」这些都与对话记录式的文体有所不同，也不像吴起自书的语气。因而明人胡应麟曰：「《吴起》或未必起自着，要亦战国人掇其议论成篇，非后世伪作也。」此亦可为一说。
　　第三，认为《吴子》是后人伪托的说法根据不很充分。
　　宋代的一些学者如晁公武、王应麟等都认为《吴子》为吴起所撰，明代的宋濂在《诸子辩》中也明确肯定：「《吴子》二卷，卫人吴起撰。」清代以来的一些学者开始认为《吴子》是伪书，如姚鼐、姚际恆、章太炎以及郭沫若等，兹对其论据作一简要分析。姚鼐说，魏晋以后才以「笳笛」为军乐，吴起在其着作中不可能写出「夜以金鼓笳笛为节」的话。前面已经提到，《吴子》中有后人添加的内容，〈应变〉篇中的「笳笛」应该属于这类情况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战国末或秦汉间成书的《六韬》中已有「夜则火云万炬，击雷鼓，振鼙铎，吹鸣笳」的描写，说明「笳」用于军队的年代，并不像姚鼐说的那么晚。姚际恆《古今伪书考》认为《吴子》「其论肤浅，自是拟托。中有『屠城』之语，尤为可恶。」黄云眉《古今伪书考补正》也有相同的看法。其实，〈图国〉篇中「有此三千人，内出可以决围，外入可以屠城矣」的「屠城」，并非屠杀城中百姓之义，而是攻陷敌城之义，不能仅从字面来理解。在〈应变〉一篇中，吴起曰：「凡攻敌围城之道，城邑既破，各入其宫。御其禄秩，收其器物。军之所至，无刊其木、发其屋、取其粟、杀其六畜、燔其积聚，示民无残心。其有请降，许而安之。」这些语句可以为「屠城」一语作注。郭沫若《青铜时代‧述吴起》认为：「今存《吴子》实可断言为伪。以笔调觇之，大率西汉中叶时人之所依托。」如前所述，《吴子》与《孙子兵法》一样，早在战国后期就已广为流传，两汉时仍然风行于世，西汉司马迁在《史记‧卫将军骠骑列传》中记载说：「天子（指汉武帝）尝欲教之（指霍去病）孙、吴兵法。」东汉班固在《汉书》中多次提到孙、吴兵法；南朝宋史学家范晔着《后汉书》，在〈冯衍列传上〉载录了冯衍向东汉名将鲍永提出「观孙、吴之策」，即阅读孙武、吴起的兵书的建议，可见从战国以来，一直到东汉，《吴起兵法》不仅没有失传，而且还得到了军事家和有识之士的重视。「西汉中叶时人之所依托」的论断恐怕难以成立。也有学者如章太炎认为《吴子》为「六朝人伪托」。从三国时人贾翊曾给《吴起兵法》作注以及诸葛亮〈后出师表〉、《三国志》裴注引王沈《魏书》、《世说新语‧识鉴》和《晋书‧李玄盛传》等典籍中记载的兵家学习和运用「孙吴兵法」的大量史实来看，这一说法同样是值得商榷的。
　　总之，关于本书的作者问题，还有待作进一步的研究。我们的初步看法是，现存的《吴子》一书源于吴起，但经过了歷代的加工润色，已非原貌。但不管是谁所着，都是前人留下的宝贵遗产，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。
　　《吴子》一书中所反映的军事思想内容很丰富，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：
　　一是「内修文德，外治武备」的战略思想。吴起认为：政治和军事具有内在联繫，二者必须结合起来加以考察，不可偏废。他一方面强调，必须在国家和军队内部实现协调和统一时，才能对外用兵，指出国家如有「不和于国」、「不和于军」等「四不和」时，就不能出兵打仗。另一方面强调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，提出要在强大的常备军的基础上，组建和训练一支精悍的能攻善守的骨干武装。这就是吴起「文德」与「武备」兼重的战略指导思想。
　　二是知己知彼，随机应变的战术思想。吴起继承了孙武的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」的思想，强调通过调查研究，掌握敌情，反对主观臆断。在〈料敌〉篇中强调了了解和分析敌情的重要意义，并且具体指出了有八种情况可以毫不迟疑地与敌交战，而处于六种情况下的国家，则不可轻易与之作战。吴起强调作战时将帅必须根据敌情和天时、地利等情况的变化，採取随机应变的战略战术。在〈应变〉篇具体论述了在仓猝遇敌、敌众我寡、敌据险坚守、敌断我后路、四面受敌以及敌人突然进犯等情况下的应急方法和取胜的策略。
　　三是「以治为胜」、「教戒为先」的治军思想。〈治兵〉、〈论将〉和〈励士〉三篇主要阐述了吴起的治军思想。他认为，军队能否打胜仗，不完全取决于数量上的优势，重要的是依靠队伍的质量，提出了兵「不在寡众」，「以治为胜」的着名主张。军队质量高的标准是：要有能干的将领，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兵士，有统一的号令，有严明的赏罚。吴起注重选拔「良将」，重视将帅的作用和谋略，强调好的将帅应有优良的品质和作风。他十分重视部队的军事训练，认为这关系到战争的胜败。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训练方法，以提高实际作战能力。
　　《吴子》（《吴起兵法》）早在战国时期就和《孙子兵法》齐名，在先秦诸兵书特别是《孙子兵法》的基础上有不少新的发展，是一部较有价值的兵书，对后世影响很大。宋神宗年间，《吴子》被官方列入《武经七书》，颁行武学，为武举试士者所必读，颇受重视。现有英、日、法、俄等文字译本。
　　这个译注本的原文，採用《百子全书》（扫叶山房一九一九年石印本）本，并以《续古逸丛书》影印《宋本武经七书》本《吴子》参校，改正个别明显的错字。各篇下均重新标点、分段。

目录

刊印古籍今注新译丛书缘起
附　图
导　读
图国第一
料敌第二
治兵第三
论将第四
应变第五
励士第六
附　录
吴起与《吴子》相关资料辑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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