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汉书‧艺文志》记载西汉时有齐、鲁、韩三家今文《诗经》学，皆列于学官。自东汉郑玄以《毛诗》为主作《笺》，受世人所宗，三家《诗》便逐渐消亡，仅存十卷《韩诗外传》流传后世。其书并非一般解释字义的训诂之作，而是「推诗人之意」的思想性论着。书中引录三百余则史事、故事或寓言，每则文后杂以作者韩婴之议论，再引《诗》句以为佐证。所传达的思想以儒家为主，特别是受《荀子》的影响最深，也杂有部分道家、名家的思想，凸显了《诗经》解释中的道德取向，也是先秦至汉「赋诗」、「引诗」传统的代表着作。本书正文以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为据，参考各家注述，详为注译评析，以供今人深入研读之用。

导读(节录)

　　关于《韩诗外传》的体裁，一般认为它与《诗经》的解释并没有直接的关系，在全书之中，其所引《诗经》中的诗句只处在一个次要的地位，作为书中每一章所说故事或者道理的佐证而存在。所以《汉书‧艺文志》中批评三家诗的风格时说：「鲁申公为《诗》训故，而齐辕固、燕韩生皆为之传。或取《春秋》，采杂说，咸非其本义。与不得已，鲁最为近之。」鲁诗较为平实，可能与原意较为接近，但总体上班固都将它们看成是一种「取《春秋》」的以史证经之体，或者只是「杂说」，而与《诗经》的「本义」相去较远。鲁、齐两家的着作皆已亡佚，无从取证；《韩诗外传》的基本写作格式便是先讲一则史事或者寓言，或发表一些议论，然后再引诗为证。这种引诗的风气是先秦时代诸子着作中常见的一种方法，如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都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例子，而以《荀子》中最多。
　　《韩诗外传》受到荀子的影响极明显，其中引用或者改写自《荀子》的内容多达五十四章。因此和《荀子》一样，「引诗」也是《韩诗外传》与《诗经》的最突出的关系。这种「引诗」之风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春秋「赋诗」的时代，以及孔门论诗的影响，属于先秦《诗经》学中一个显着的现象。
　　孔子将《诗》作为自己讲学的教材之一，从《论语》中的记载来看，其「引诗」的传统实际上是和「赋诗」有相通之处。如《论语‧学而》中记载：
　　子贡问曰：「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」子曰：「可也。未若贫而乐道、富而好礼者也。」子贡曰：「《诗》云：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其斯之谓与？」子曰：「赐也，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！告诸往而知来者。」
　　又如《八佾》：
　　子夏问曰：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。何谓也？」子曰：「绘事后素。」曰：「礼后乎？」子曰：「起予者商也，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！」
　　子贡、子夏这里所引的诗，实际上还是一种比喻或者「断章取义」的用诗办法。而其重要意义在于，自孔门对于《诗经》的研习开始，既启发了后来「引诗」的风气，同时也指明的《诗经》解释中的道德方向。
　　这种「赋诗」和「引诗」的风格，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说，相当于艾伦‧塔特（A‧Tate）所说的诗歌「张力」（tension）的范畴，或者可以说是一首诗所可能被解释的「诗域」，在此「诗域」的范围之内，所有的理解都是可以接受的。徐复观《〈韩诗外传〉的研究》一文中也提到：
　　由春秋贤士大夫的赋诗言志，以及由《论语》所见之诗教，可以瞭解所谓「兴于诗」的兴，乃由《诗》所蕴蓄之感情的感发，而将《诗》由原有的意味，引申成为象徵性的意味。象徵的意味，是由原有的意味，扩散浮升而成为另一精神境界。此时《诗》的意味，便较原有的意味为广为高为灵活，可自由进入到领受者的精神领域，而与其当下的情景相应。尽管当下的情景与《诗》中的情景，有很大的距离。
　　因此，诸子之中「引诗」的情况，可以看作是「赋诗」传统的一种继承和延续，「引诗」中的诗句所出现时的意义，在一般情况下，只是作为一种佐证而存在，同样也具备「断章取义」的特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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